十七年过去，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依然在打动观众。
自2008年首演开始，《宝岛一村》一直在讲述关于眷村的故事，承载着一代人的乡愁和记忆。十七年里，故事没有改变，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却在改变。两岸演员在同一个舞台，传承着一座舞台上的“活着的博物馆”，迄今延伸出上剧场的专属版和经典版，双版本加起来演出超过460场。
《宝岛一村》的故事，是基于台湾地区知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与赖声川关于眷村的共同记忆创作而成的。
8月22日、23日，《宝岛一村》北京站巡演将迎来王伟忠的特别出演。9月也将迎来专属版的再出发。由此，双版本的《宝岛一村》将在半年时间内走遍中国，让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愁故事继续在舞台上被回忆、被讲述。
用影像和舞台剧留下眷村
“电视都是速食，只有话剧才是永恒的。”当年，做电视的王伟忠以一句话打动赖声川，两人决定一起合作，把儿时的生活记忆搬到戏剧舞台。
被誉为“台湾综艺教父”的王伟忠今年已经67岁，头发花白。他曾一手打造出《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闷锅》等热门综艺。在他内心，更底色的身份是“眷村的孩子”。
眷村是王伟忠父母亲那一辈建立的。1957年王伟忠出生在嘉义眷村建国二村，这里自由、充满人情味，对他而言，这里不只是个社区，不只是一块地皮，而是成长岁月的整段人生记忆。
他把眷村喻为“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1949年，约60万军人及眷属随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地区，眷村为这些人提供了临时舍群，条件简陋。
当时，在台湾地区全境有879个眷村。“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每间房子就像一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在王伟忠的记忆里，眷村是混杂而生动的，黑色屋瓦鳞次栉比，巷道狭窄而热闹，巷口的大榕树常常摆着一排破藤椅，各家妈妈杵在角落里，操着各地方言拉家常，而各家爸爸则是不同领域的行家，在小孩眼里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世纪之交时，很多眷村面临改建拆除。王伟忠深感惋惜，想用各种方式留下关于眷村的回忆。
2006年开始，他与赖声川分享自己的回忆，以及眷村25个家庭的100多个故事。听完故事的赖声川，闭关三天，将所有故事串联整合，成为《宝岛一村》的故事——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下，三个家庭里的人物命运和际遇如扁舟飘零。
王伟忠作为《宝岛一村》的编剧和导演之一，将自己父亲的原型写进故事里。在这些年的演出中，每演完一场，他都会在心里跟早已去世的父亲说一声，“又演了一场噢。”
王伟忠一家对眷村都有故乡式的深厚眷恋，伟忠妈妈曾在建国二村居住半个世纪。当那里面临拆除，王伟忠赶在拆迁前夕，用单持相机为母亲拍下珍贵片段。在《伟忠妈妈的眷村》中，那些粗糙的镜头里，是眷村破败低矮的棚屋、陈旧的门牌号和榕树巷弄，所有素材，成了舞台剧《宝岛一村》的创作基础。
拍摄纪录片的过程里，他到处寻访余下的眷村，边走边问，才发现全台湾地区眷村的兴起与败落，都在映照1950年到2000年之间整个社会的繁荣足迹。
对王伟忠来说，台湾眷村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族群。来自大陆各地的人们迁移至台湾，带来各自的文化和传统，形成独特的眷村文化。很多人在“大杂烩”式的眷村一住就是50多年。随着“眷村一代”逐渐凋零，像王伟忠这样的“眷村二代”也已接近七十岁。
在舞台上演出了十七年的《宝岛一村》，变成“眷村精神”的具象化载体，既是上一代的故事，是两岸的故事，更是一个超出赖声川、王伟忠两位创作者预料的，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
代际传承的“眷村精神”
赖声川记得，《宝岛一村》最初“建村”时，众多眷村子弟闻声主动加入，纷纷向导演自荐出演，因此，这部舞台剧汇聚了很多眷村的孩子。
眷村的孩子铸就着台湾地区娱乐圈的核心基石，老一辈艺人中，邓丽君、林青霞、费玉清等都来自眷村。
在眷村长大的人，对王伟忠来说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当年他捧红的大S、小S和阿雅就是在眷村成长起来的，在眷村独特包容的环境中，她们从小接触多元文化，自然滋长出对艺术的兴趣和非凡创造力。
2010年，《宝岛一村》开启大陆巡演，眷村故事终于来到海峡对岸，回到眷村人朝思暮想的故乡。
十几年里，《宝岛一村》数次巡演，始终是赖声川舞台剧中最温暖的存在。在今年北京站的巡演中，王伟忠也将亲自登台，出演一位娓娓道来的“说书人”。
说到这部已经演出了十七年的舞台剧，王伟忠坦言，这部戏即使在今天的台湾地区演出，也会有许多年轻观众已经不怎么了解眷村了，这样一想，他微微感觉到一点凄凉。赖声川则认为，关于眷村，至少有那么一部戏在舞台上活着，哪怕有一天这个话题会被历史遗忘，《宝岛一村》的每一场演出，依然有着不凡的意义。
《宝岛一村》见证着一代代观众的变化，也伴随着一代代演员的代际变化。
近年爆火的台湾电视剧《俗女养成记》女导演严艺文，就曾在《宝岛一村》中扮演钱奶奶。演员那维勋则从眷村二代的“大牛”，演到了一代的“李子康”。在剧中，他演绎的情节与自己父辈的经历相似。那维勋的父亲七岁时与家人一起辗转抵达台湾，奶奶在迁徙途中过世，父亲与三个兄弟也在颠沛流离的途中走散，多年后四兄弟才在因缘际会下重逢。
那维勋的父亲到了台湾后，一直没有回过大陆，直至2007年左右才回老家。2016年，父亲去世。从那以后，那维勋每登台演一场《宝岛一村》，“都觉得是演给天上的爸爸看的。”他会将剧中“老赵”读信的片段，当作父亲在对自己说话。
这十七年，那维勋和《宝岛一村》共同成长，他从当年的“小那”变成了“那叔”，这部剧见证他从青涩走向成熟，也伴随很多演员的成长、变化与离开。
在《宝岛一村》剧组里，有不少演员是眷村二代，他们按照父辈的样子去演戏，也因为演戏，“有机会重新认识一次自己的父辈”。他们随剧组南来北往，在17年里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舞台故事不变，他们自己的人生却在变化。有的演员进组《宝岛一村》时还是单身，到现在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跟随剧组巡演，在一个个小家庭中，眷村精神在无声赓续。
同一个故事，如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来讲述。如果原始经典版是台湾团队在叙述“父辈的故事”，那始于2020年的专属版《宝岛一村》，则是以位于上海的上剧场核心团队的另一种新的探索。专属版在上剧场开启以来，迄今上演了116场，今年还去了合肥与西安，未来还将去往更多城市。
《宝岛一村》像一个坐标，把一段历史浓缩在舞台上，常有观众说，“台湾最后一个眷村，叫做《宝岛一村》”。
赖声川认为，艺术创作中最重要和基本的，是真实与诚恳，而这些恰是《宝岛一村》中最充足的，“它的燃料很好，所以可以走这么久。我们选择将《宝岛一村》的故事继续说下去，希望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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